在北京，有一个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公益性民间团体——“一耽学堂”。它是由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博士、硕士、本科学生创建并组成的。一年多来，已有近２００名“一耽学堂”的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去北京市的十几所中小学教授古代典籍与诗文，每周听课的学生达３０００多人。
“一耽学堂”和国学义工
从北京大学西门往西，经过一个开满荷花的小湖，再走过一座石桥，便到了“承泽园”。一个民工模样的人把记者领到一排掩映在豆棚瓜架旁边的平房前，“一耽学堂”的“掌门人”逄飞应声出来，热情地把我迎进屋内。学堂所在地其实就是他租来的这两间半平房，其中的半间是他的厨房兼卧室，另外两间摆满了桌椅书架和电脑（逄飞后来告诉我这些大都是别人捐赠的），进来四五个人转身都困难。逄飞笑笑说，你是不是觉得“一耽学堂”的环境怎么这么“寒碜”呀，其实，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多苦，因为我们正在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说着说着他突然抬高了嗓门——
我们的事业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伟大，将来更不会因为富足而渺小
逄飞是辽宁沈阳人，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他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并被授予硕士学位。他先是在一家民办大学任教，后来又到一家报社任职。长期以来，对当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一直缠绕着他。踏入社会之后，学哲学的他更加感觉到，让自己身心合一的血肉之躯保持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多么重要，他不希望这种自然的成长，被外界的任何东西所打断。于是他辞去工作，回到北大租了一间老房子临时栖身。他在未名湖畔日夜徘徊，也曾到季羡林老先生那里去诉苦，最后他下定决心——创办“一耽学堂”。
在２０００年岁末的一个最冷的日子里，北京大学三角地的一则广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耽学堂，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普及汉语基础，推介中文思想。现面向文史哲等专业学养深厚，术业专攻的博、硕士学生诚聘如下教席……”这则广告就是“一耽学堂”的“招贤榜”。同样的广告还张贴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社科院。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在北京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一耽学堂”的第一次学堂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五大院校的博、硕士学生３０余人。在会议上，大家惊讶地发现：学堂没有校舍，没有基金，整个学堂在当时只有一个人——逄飞。在这种几乎一无所有的境况下，学堂成立了。
“一耽学堂”以“突出教育实践”为特点，它的教育实践方式主要是与一些中小学校合作设立相应的课堂，招募来的义工经过面试和培训后，直接进入课堂，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对此，逄飞解释说，任何文化的创造都是教育当先，文化的基础教育就是文化的基础建设，参与到文化的基础教育当中就是参与到文化的基础建设当中。但是，想要走进戒备森严的中小学课堂又是谈何容易。逄飞每到一所学校，都是首先声明不收钱，然后再反复说明这样做对教育学生的好处。即使这样，也没几个人相信他的计划，“有些学校都去了２０多次”，逄飞淡淡地说，“但最终还是走了进去。”去年２月下旬，“一耽学堂”在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的传统文化讲座和在成府小学、清华附小的经典诵读同时开课。至今，开设相应课时的中小学已有十几所，暑假前，每周听课的学生有３０００多人，先后参与服务的一共达到近２００人。授课内容选自《诗经》、《楚辞》、《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字经》、《唐宋诗词》等等。
在中小学，“一耽学堂”的义工们看到了现行教育模式中的一些问题。如语文教育只重视“语言”和“语境”的层面，而语文必须而且只能活在“文化”当中，只有在“文化”中，才会有体悟和领会，才会有传承和创新。现行的教学方式受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影响，它以固定模式下的确切知识为目标。但是就人文教育而言，在鲜活的心灵开始思考之前，没有所谓的知识，没有现成的知识，知识的发生是后来的。人文教育不单单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教育，让学生树立起对于世界和人生不可动摇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则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作为指引学生前行的灯塔。
青年人，做事要做到大众的前头，说话要说到大众的后头
对“一耽学堂”传承国学的理念，也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
有人把他们的举动看成是一种“复古”。义工们认为这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 来自山东的包胜勇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也是一个义工积极分子。听说山东的记者来访，正在做毕业论文的他特意赶到学堂，向记者谈了他对做国学义工的感受。
包胜勇说，其实，无论是“复古”，还是切断传统与现代的“脐带”，都是不可能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二元对立，更不应是断裂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超越时间的，它就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中，不能把传统文化简单理解成过时的东西。我们今天讲传承国学，就是要通过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部分，使我们整个民族和它自身的源头有着活的血脉联系，这是当务之急。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这种与源头的断裂。而当今文化的复兴，有相当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成功地得以传承和过渡。
也有人对他们能否担负起“文化复兴”的重任表示担心，逄飞认为这种担心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无道理。
他认为，义工们对文化的把握能力是传承国学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与梁漱溟等国学大师相比，我们的古文基础与国学造诣相差甚远，但这正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
于是，“一耽学堂”发起了一个“人文日新，从青年起”的活动，在“一耽学堂”《义工必读》的封面上，印着这么两句话，“青年人，做事要做到大众的前头，说话要说到大众的后头”，“做事第一，静默为主”。
逄飞说，现在有的年轻人做事浮躁，没有章法，不合规矩，洒扫进退，很没有秩序感。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合宜的伦理依靠，不能入世。大家的道德取向、价值标准、伦理尺度、审美趋向、话语方式这些方面都普遍存在着问题，很茫然。学哲学的也是这样，嘴里讲得头头是道，但大家对他也往往会很失望。“格物致知”必须在事上格。我做事也很辛苦，但我感觉收获不少，我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气在具体做事时暴露了出来。在没做“一耽学堂”这事之前，有人说这件事没有市场，很悲观，认为现在没人想听这些东西。我当时就说，你不去试怎么知道呢？
“一耽学堂”的外联干事董思纬已从大学毕业，目前在一家公司从事企业文化的管理工作。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听起来更为具体和真切。她说，年轻的知识分子光有想法是不行的，在做事时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大家好像掌握了很多知识，但进入社会一做事就发现知与行不能合一。我们的一个义工，第一次去学校上课，转了一圈找不到教室就回来了，这怎么行？“一耽学堂”实际上就是给大家一个实践的平台，让每个人在真实的身心触动中去发现自己，锻炼自己，提升自己。这样一来，文化有“道”，我们成“人”，所谓“道由人显”是也。
逄飞说每次义工开会我都强调这点：你们大家不要跟我讲有多少困难，你们来就是要做事的，你要是不做事就别来。年轻人做事首先要对得起自己，想到它是好的就要见善思齐，见到不好的就要惟恐避之不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道理，如果连这些基本的为人处事都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再高深的学问都是一文不值的。
有义工对记者说：一个人要是能做到不只是跟成人打交道，还能跟小孩打交道，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这些人跟小孩子在一块，从小孩子那里学到的东西应该比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的要多。
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学堂刚成立的头九个月，逄飞是学堂惟一的专职义工，要做的事情很多，小到写文件、跑印刷、张贴，大到跑各个中小学劝说校长合作，招人、开会、谈话，大事小事都得一件一件去做。他常常是忙到晚上１２点钟甚至更迟，早上６点多就得起来，中午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地方休息。没有手机，没有经济来源……就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呼机，逄飞在五大院校之间往返奔波。
学堂没有钱，但是处处都需要钱。很快，逄飞工作时积蓄的几千元钱就花光了。逄飞的父母为儿子结婚积攒了几万元钱，为了维持学堂的运作，逄飞就开始花这笔钱。父母虽然不理解儿子的事业，但是害怕儿子在外面受苦，也只好由着他。
现在，“一耽学堂”有四位正式的工作人员，除逄飞外，张志华来自石家庄，王早早来自甘肃，孔宏来自天津。逄飞说，他们三位多少拿一些工资，自己分文不取。有些朋友陆陆续续给学堂捐了些钱。还有些朋友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和生活费。学堂的义工们不但义务上课、义务工作，相关的各项费用都是自己花钱。
在市场经济了的环境下，“一耽学堂”的义务之举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对此，逄飞回答说，在小学肯定是要一直义务下去的，这是一个基础。随着我们传播的范围、途径、方式的增多，我希望社会各界，在他们认同理解的基础上，有一个适当的支持。我是开了一个头，我是在发起、倡导，但是这个事情靠我一个人是做不来的。
有人说，关于国学的争议或许还不如“一耽学堂”存在本身更有意义。逄飞和他的伙伴们的行动本身便是在诠释着一种精神，一种同样面临“断裂”的精神。所以有人称他们为“理想主义者”，逄飞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给记者强烈感受的是，逄飞和他的伙伴们对“一耽学堂”的前景非常乐观。“中国文化的复兴当然不能只希望于‘一耽学堂’，但我们相信，在中国文化成长和繁荣的过程中，一定有我们存在的理由。”
逄飞告诉记者，在国学义工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山东的学生，这或许是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的缘故吧，山东的一些高校得知他们的举动后也来和他们联系。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成立‘一耽学堂’的目的就是要感染更多的人用实际行动担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未来。”
临别前，逄飞领记者来到出租房东墙根他种的南瓜前，“因为春天没有给它授粉，所以现在只结了一个瓜。与传统的断裂，文化也终将结不出现实的果实来。”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南瓜架下的逄飞笑得很灿烂，而当记者按下快门的刹那间，浮现在脑海的却是逄飞抄录在学堂墙上的毛泽东１９３５年撰写的《行军告示》中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记者采访手记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无疑是一项避免不了“寂寞”的事业。所以，在去北京前，我对逄飞和“一耽学堂”物质生活上的清贫心中已有所估计。我也知道，“一耽学堂”的年轻人采取义工的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首先是基于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体认和热情，但他们在被采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热情以及对未来的信心，还是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从逄飞个人的角度讲，信念是他生活的主导，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关乎到所有人生存状态的这样一项文化事业当中，他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便都不成其为问题。
当然，逄飞也清楚，他们从事的事业是所有人的事业。如果对“国学”的传承只靠“一耽学堂”，那将是一种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许没有“权利”仅仅把他们称作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理想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这个理想能否实现，换句话说，逄飞和他的伙伴们将来能否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传统文化的“殉道者”，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要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对他们的举动感动之余，能够为这项事业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