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迪 

 

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一位学子，放弃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工作、挣钱的机会，走上一条旨在传播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务”办学、讲学之路，这个人的名字叫逄飞。三年间，他依托自己创办的“一耽学堂”，先后聚拢200多名博士、硕士，义务向公众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由此，他成了一个不大不小、颇具争议的“公众人物”。

 

2000年12月的冬日，一个身影穿梭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贴《招贤榜》。2001年1月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107室，六大院校的三十位博士、硕士济济一堂，就组织的宗旨、目标、现实操作的可能性等问题，展开了两个小时的讨论，“一耽学堂”正式成立。三年多来，先后有200多名有着博士、硕士学衔的义工往来于20多所中小学校，深入北京海淀的一些社区，面向孩子、面向老人，传播和推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逄飞，作为“一耽学堂”的发起者，也在不经意间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北大承泽园内低矮闷热的“一耽学堂”办公室，与他展开了一次对话。
　　面向公众　私人讲学

记者：自2001年1月1日成立以来，“一耽学堂”已经走过了三年多的历程。今年5月30日，学堂为十几位优秀义工颁发了“蒙学塾师”证书，这是对义工的一种激励吗？作为一种现代的私塾教育，你们的办学理念是什么？

逄飞：是这样，从内部的管理和操作上来看，颁发塾师证书对义工有一种激励意义。作为一个文化公益组织，当我们以青年为主导，发动青年去从事这样一种文化事业的时候，需要让他们看到这种事业的长期性和持续性。义工只是一个起步阶段，让他们看到前景而继续努力，但是，授予“蒙学塾师”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我开始办学堂起，这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当时的目的就是想在民间的立场上、以一种体制外的方式来关注教育的某些核心问题，来关注文化转型时期的基础教育中某些关键的东西。过去，我们完全把社会的期待压到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身上。近几年来，“终身学习”、“全民教育”、“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只局限于原有的体制内的基础教育，社会的教育功能被拓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强求基础教育承担起全部的塑造人的灵魂、改变社会精神面貌的任务。这是一个社会工程，可以由许多人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式去参与。尤其对于生命的教育、生活的智慧、生命的学问，更多的是历史感的东西，不是知识的东西。而生命的东西只能靠生命去传承。私学是用生命来传承生命，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学问。这种学问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知识，却为国家、国民所急需。它必须以一种体制外的民间的方式，通过青年自觉参与的方式来发动。

记者：我更想知道三年前是什么东西触发你去创办学堂、从事文化传承事业？你为这种理想、信念奋斗的原动力是什么？

逄飞：我记得自己1996年秋天第一次来北京，本科刚毕业，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来北京讲学。我在长春读了四年大学，在吉林大学的农村新校区、天高地阔的地方呆了四年，自己读了一些书，有一些想法。想来北京讲讲自己的感触，要是有价值就可以活下去，要是没有价值就证明我的学问不行。既然学问不行，那我也无话可说。后来发现，北京的氛围与我的想象还有差距，就是无法“面向公众，私人讲学”。偶然间发现北大的氛围不错，就考研进去读了三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找一个很认真的生命去交流自己一些很认真的想法，就像古人那样，师生情同父子，互相切磋、砥砺，研究学问，希望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像关心生命一样去关心这个学问，因为这个学问就是生命，所以，我就想讲学。如果别人觉得我讲得有道理，那生存也应该不成问题。我办学堂，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与氛围。

记者：你想讲什么呢？想要对公众表达什么呢？

逄飞：哲学就是自己体会出来的东西。对生命发言的权利在于每一个生命。每个人都珍视自己生命发言的权利，因为每个人在摸爬滚打中都付出得太多了。这就意味着个体生命的觉醒和觉悟。他发言的权利是任何人以任何外在权威的形式、任何名目都无法剥夺的。这就是一个“市民社会”，大众平等的时代。那么，这样一个时代的教育，这样一种以建设人的内在灵魂和精神世界为核心的事业，如何开始、如何进行、以何种方式来推动、以何种教育形式来落实，这是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过去的学堂和书院就是如此，自认为有能力的人就可以上台去讲，大众不认可的话，听的人自然就少了；你讲得好，自然而然听的人就很多。
　　无本买卖　心换天下

记者：在这个市民社会中，大多数的民众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关心的是体制内的教育能给他提供的可以用来谋生的一技之长，而你们却鲜明地打出“文化复兴”的旗帜，又将自己定位为“公益组织”。在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逄飞：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对我们这些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一个定位上去做的时候，根据目前的阶段，我们采取一种公益的形式。所谓“公益形式”的核心含义，就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最大容受空间的公益平台，使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去参与、去融入、去奉献，最后是收获。创造一个大众参与、大众收获的氛围。文化是落实在活的个体生命当中的，所以，参与的人越多，它越具有公信力，越具有文化的味道。文化是众人形成的。公益的形式有两层含义：一是立足民间、让大众受益，以民间的立场开始文化建设，大家事大家做，大家一起开步走；二是它必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不存在很多条条框框。

记者：你刚才提到“每个人参与每个人有收获”，那你能不能谈一下三年来你个人的收获是什么？“一耽学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会不会有人说你创立学堂就是为了出名？只不过是以一种很“另类”的方式，来吸引大众的眼球？

逄飞：这倒没有人跟我说。如果说确实出了名的话，我愿意把这种出名的方式告诉更多的人，希望大家都能靠这种方式出名，那我太高兴了！因为这里边的辛苦，做了才知道。我原来就跟很多朋友说过，包括很多想赞助的企业在内，文化是人心的事情，人心的事情是“无本的买卖”。无本买卖是“大买卖”。怎么是“无本买卖”呢？这是“以心换天下”，不用本钱，赤手空拳打天下。很多人都纳闷，问你怎么活呀。我说，一个人要活很简单、太简单了。2001年，我在学堂的厨房睡了一年。做饭，米是别人送的，油也是别人送的，自己去早市买点大白菜、咸菜。那年，总有人送桂圆，可能是看我太辛苦了。深圳的朋友给我寄茶叶、维生素。衣服也有人送，他们几个专职的义工都穿，以前我也穿过。一个人活，很容易，很潇洒，也很快乐。就是说，你真正心在天下，就不必想着自己的衣食。你为十亿人办事，我不信十亿人养活不了十个人。之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雄厚的基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事业做成十亿人的事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心在天下，不愁衣食住行。

记者：但大家给你们学堂送钱、送物，是不是因为同情你，而并不是出于对你的理想的认同？

逄飞：他们不是同情我或可怜我。那些朋友，在送钱送东西的时候都很惭愧。他们常说，你做了我应该做，但是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能力，甚至我也想不到以这样一种好的方式去做的事情。你做了每个人都应该做，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也做不到的事情。

记者：在海淀区，尤其是在中关村，各色各类的培训机构很多。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新东方”，他们的外语培训非常红火，为自己和整个社会创造的价值也非常大。而你们是在弘扬有生命的文化，两者形成很鲜明的对比。你会不会产生心理反差？

逄飞：我没有。很多朋友也提过这个问题。我做这件事一直都是很快乐的，自己感到非常充实。我这样理解，文化的建设并不能以商业的、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吸引所有的眼球。文化的东西，是三五百年慢慢起来的，它不一定需要所有人的关注，要是所有人都来关注可能还麻烦了，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成形，还需要慢慢地生长。文化更主要的教化功能是一个“分化”的作用、引导的作用、象征的作用。它的生命在于它的长久，不在于它的当下，在于它的长久力量的发挥，在于它的累积效应。从现象上看，你谈到的那些都是事实，对此，我的心态一直都很平和。

记者：你的父母能认同你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吗？

逄飞：那都是很早的话题了，还提它干嘛！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去找一份工作？

逄飞：有这种可能。
　　做事第一　静默为主

记者：起初，你们主要是深入到校园，面向中小学生讲学。那么，你们是如何敲开中小学校长的大门，让他们觉得蒙学教育是一个好东西，让他们这些体制内的管理者来接受你们这种体制外的东西呢？

逄飞：我碰过很多“钉子”。我去第一不要钱，第二派什么人来做、来教什么，反复地跟他们讲，早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一个去联系的。

记者：那你想给这些孩子讲什么？

逄飞：启蒙读物，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还有“四书”。小学读、诵、背，中学是讲、解、用，主要是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些内容。

记者：这些东西孩子们能够真正理解吗？另外，这些东西还有必要学吗？

逄飞：基础教育的核心其实是一个教养问题。语文教育不同于数学或其他教育。整个国家教育的核心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核心是语文教育。语文教育的重心是什么？是培养语感、语境。到了“语境”层面，才可能涉及到内容，才有一些道德性、品质性、教化性的东西。语感就是一种历史感、文化感，就是民族的感觉。而历史感的培养和塑造，必须通过文化的学习。文化的学习，首先是语感的培养，所以，语文教育是第一位的。先要进入一个感觉的世界，培养孩子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怎么培养呢？首先是文字的感觉。从文字的产生来看，声音先于义理。所以，语音系统和日常口语是语感培养的第一步。

记者：当你们敲不开学校的大门、被拒之门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最后，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动了校长们，让他们接受你们的？

逄飞：我们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复讲这对孩子们识字、锻炼他们的逻辑能力、想象能力、遣词造句能力、培养他们的美德，都非常有益，好处罗列一大堆。我还给小学校长写过好几次公开信。

记者：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靠你们的诚心和诚意。

逄飞：这是对文化人的考验。这件事你想做，并且它还有好处，但你有时还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劝他。文化人不仅要有好的想法，还必须有实现这个想法的能力。你不能等条件齐备了，桌椅板凳、学生都安排好了，然后你再来讲，你还得有操作能力。

记者：这就是在“一耽学堂”的义工身上体现出来的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吧？

逄飞：所以，我们的风格是“做事第一，静默为主”。

记者：那在义工进入校园授课之后，校长们对你们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吗？

逄飞：有。他们被我们的诚意和认真教学的精神感动，觉得大学生教课教得不错，而且为校园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小孩子与大学生在一起学习非常开心。

记者：现在，你们的讲学仍然主要局限在中小学校园吗？

逄飞：这事一定要有校方的配合。如果他们不能长期配合，我们的教学也很难跟进，所以，我们不能把希望都放在“体制内”的教育上，你愿意，我们就帮你点忙；你不认同、不愿意，我们就慢慢转向、进入社区。当然，我们并不怪罪校长们，校长有校长的苦衷。进入社区后，我们的讲授空间就大了，许多人都是自愿来听。我们的讲学空间已经不局限在海淀甚至北京了。
编后

其实，在生活中，对有些人，我们是很难用“是”或“非”来评价的。逄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坚定地做着自己想做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们“现代校长”周刊之所以对逄飞感兴趣，原因就在这里。同时，他作为一个体制外的另类“校长”，也许会对我们体制内的校长有所启发。

相关链接·社会关注一耽学堂
顾问寄语

羊涤生(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华孔子学会法人代表)：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应该责无旁贷、当仁不让，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

郭齐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化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山高水长，一路同行。

李中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大业，增强民族智慧，从一点一滴、脚踏实地干起，让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光彩！

蔡容(贵州开力机电公司总经理)：诠释理想，只需做，不需说；达成希望，只需走，不需看。

蒋庆(“阳明精舍”创办人、民间儒者)：读圣贤书，立圣贤志，行圣贤道，做圣贤事，让我们活在圣贤生命中。
各界反馈

弘扬国学的优秀学子们，我为你们鼓劲，为你们自豪！

谁来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我对一耽学堂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敬意。

你们是中国真正的青年，我为和你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而自豪！

我一直认为人是应该有一点精神的。祖国的文化也不是复原几张壁画，买回几件文物，所能维系或者发扬的。当然，不是说复原和回收没有意义，但真正有意义的——正是深入人心的教育。你们做了我们很多人想做却没有做的事，值得敬佩。

国学的文化底蕴是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支持、敬佩这些人！

在物质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太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了，一耽学堂的创办，是中华精神的回归。义工们的行动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主题，国学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仁义诚信是人类发展中一些永恒的东西。发达的经济如果没有发达的精神支撑是不稳固的，因此，我要向这些先行者致敬！！！

“青年人做事要做到大众的前头，说话要说到大众的后头。”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而真正具有这种本质的人，定是个纯洁善良的人。

这是一群甘于寂寞和奉献的君子。谢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