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清晨，诵读声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传来。一群身着印有”一耽学堂”字样白色T恤的年轻人围成一圈，轮流领读。

诵读国学经典是一耽学堂的学员们每天例行的功课之一，已经坚持了三年。学堂的教师，都是北京各高校的硕士、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学堂的发起人是逄飞。

选择2000年4月，逄飞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民办大学当老师。

“在那里，我找不到归宿感。”逄飞感觉那所学校虽然声称要“传承文化”，却不过是拿文化做噱头进行商业操作。很快，他就辞职了。

没有了工作，逄飞开始以做家教为生，教一个小学生读《孟子》。从小就热爱国学的逄飞，觉得这才是他想做的。“ 我其实想干一件能让自己内心快乐起来的事儿，至于报酬都是无所谓的。”他甚至曾对那位小学生的家长表示，如果经济有困难，不给钱他也可以免费教。

后来，他到一家报社工作，收入稳定了，却还是“找不到方向”。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有了方向，于是他再次辞职。当时，存折里只有1200元的积蓄。

几天以后，他在北大、清华等京城著名学府贴出了一张“招贤榜”：“一耽学堂，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普及汉语基础，推介中文思想。现面向文史哲等专业学养醇厚、术业专攻的博、硕士学生诚聘以下教习……”

“说实在的，当时是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重续与传统文化的‘不解之缘’。另外就是觉得年轻人做事很浮躁，大家的道德取向、价值标准、伦理尺度等都普遍存在着问题。”逄飞这样解释他的初衷，虽然当时他的行为并不为多数人理解。

在校舍、资金等都一无所有的情况下，2001年1月1日，30多个热爱国学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北大的一间会议室里，成立了一耽学堂。

艰难实践

一耽学堂的教育形式主要是通过与中小学合作，直接进入学生课堂，由经过面试和培训的义工为中小学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要走进中小学的课堂并不容易。刚开始，没有人相信逄飞的计划，更多的人则怀疑“他会收钱”。

“我没想到一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抱负，”海淀区成府路小学的张重雪校长对逄飞的出现感到非常惊讶，“他的构想和我多年来希望在小学教学中重视传统文化的想法不谋而合。”

双方很快便敲定了合作事宜：一耽学堂提供教师义务教授传统文化，成府路小学则向他们开放学生课堂。

但这样顺利的洽谈并不多，有的学校干脆门都不让进，个别学校逄飞去了20多次，才最后谈成合作事宜。

“我没想到刚起步就会这么难。”逄飞至今仍对三年前自己遭遇的白眼唏嘘不已。

学堂的授课内容按小学和中学分别设置。小学主要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和《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中学则以传统文化专题讲座为主，讲座分成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3大类，力求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华文化的全貌。

为了解决办公场所的问题，逄飞拿出仅有的钱在北大承泽园租下了两间半平房，两间用来办公，半间做厨房兼卧室。

在逄飞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组数字：三年多来，先后有500多名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加入一耽学堂的义工队伍，学堂在十多所中学开展了近300个课时的传统文化讲座，5000多名小学生接受了传统文化学习。

生存困境

自成立之日起，逄飞就开始为学堂的经费发愁。

学堂目前的收入来源有三块儿，一是学堂成员的自力更生，二是公益组织的专项赞助，另外就是社会各界的捐助。这些收入显然不足以保证学堂的正常运转，在学堂的内部材料上，所列出的“困境”都和钱有关。

经费的捉襟见肘，使学堂的发展受到影响。文化讲座的录像光盘积攒了很多，逄飞曾经开出一张光盘60元的价格募人整理成文字，但几个月时间里，只有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应征，而这个人也在半途撒手不干。

“成立三年半以来，一直走在悬崖边上。”逄飞说。

记者与逄飞在学堂共餐，吃的是馒头蘸酱和煮萝卜。一小片馒头屑掉在桌上，逄飞小心翼翼地将它捡起，擦了擦后放到嘴里。饭后，煮萝卜的汤也都被大家分掉，喝得一点不剩。

除非急需，逄飞连一张复印纸都舍不得用。每个月，他会给义工“补充一下营养”：两个人吃一次饺子，花费28元。

去年夏天，有不少临近毕业的义工向逄飞表达了留在学堂工作的意愿，而学堂也确实需要增加人手，但最后的结果还是不了了之。“我发不起他们的工资啊！”

虽然如此，逄飞对待社会捐助的态度仍然非常谨慎。他拒不接受出于同情或可怜的捐助，“这些钱并不是捐给我个人，甚至也不是捐给我们学堂这个团体，而是捐给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他一直认为，传播国学是“有利于国家的事”。

也曾有一些大公司找到逄飞，表示可以提供一笔数额很大的赞助，条件是学堂以后必须按公司的意愿运作。这种要求自然被他一口回绝。

“如果接受这些钱，就要接受这些商业团体背后的理念，那么学堂的存在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义工郭玉闪的态度同样坚定。

憧憬未来

让逄飞感到欣慰的是，他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时下像一耽学堂一样为传承国学尽心尽力的人还有很多。

深圳卓雅小学从2002年开始，就在保证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规定的教学要求外，增加了基础国学教育，现在该校一至五年级的学生基本都能背诵《大学》、《中庸》和《百家姓》、《千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名篇。北京大学也在去年10月启动了《儒藏》编纂工程，工程的目标是编纂出一部囊括全部儒家思想文献的大文库。

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说，他在年轻的时候都未曾想过把传统文化普及到中小学去，因此对现在做这一工作的人非常敬佩。

“古诗文确实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睿智和精神，让孩子们从小感受这些东西，将来对孩子的人格发展都会起很好的作用。”清华附小的白志军老师这样鼓励他们。

尽管面临着生存的困窘，逄飞却表示自己从未动摇过。“我们要做的就是形成一个平台，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介入到文化建设的公共事业中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种人文关怀的意识默默注入我们民族下一代人的血脉，使其薪火相传，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不仅得以延续，而且重获新生。”

逄飞有一个愿望，就是与各地文物部门合作，将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场所收回，重开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

两年前，为了实践“行胜于言”的信条，逄飞步行从承泽园出发，经涿州、保定、安国、晋州，历时8天到达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路上，逄飞拄着一根木棍，走一步敲开一块石子。

“虽然路上石子很多，但敲开一个就会少一个。”这根木棍至今仍放在他办公室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