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

初冬的寒阳照在北大西门外承泽园破旧的屋顶上。17号平房院内的墙角下，堆着十几棵冻得硬邦邦的大白菜，边上有个生锈水龙头，隔一阵滴出一滴水珠，打在白菜堆上，“啪啪”作响。

推开房门，几个大木头书架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南墙上挂着一幅孔子像，黑底白描，神态谦恭。画像下摆一个香案，案上几盆醒目的绿色植物，映得香炉内火星闪动，满室生香。东墙上贴一横幅：“一耽学堂”。

31岁的逄飞便是学堂的主人。2000年7月，逄飞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租下这座旧平房，至今已在这儿生活了4年。他说话慢条斯理，嘴角总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

逄飞的工作是和其他300多位有着博士、硕士学历的义工一起，在北京的一些中小学校和社区里，义务讲授中国的传统经典读物：四书五经、唐诗宋词。

 “学生们都管我叫‘私塾先生’。”逄飞调侃道。

他解释，“耽”的本义是大耳垂肩。“我的耳朵大，所以就叫‘一耽学堂’啦。”

逄飞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父亲帮他在沈阳找了份人人羡慕的工作，可他不去。1996年，他抱着私人讲学的念头来到北京，想“像苏格拉底那样，随便搭个台子发表讲演”，可他发现北京根本没有这样的台子。偶然间，他发现北大是个安静的地方，而且读研究生每月还有200元的补贴，足够养活自己了。于是回家复习一个月，考上北大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

逄飞称，读研期间自己就没怎么上过课。他在未名湖畔散步，喂松鼠，看着蚂蚁爬来爬去。“我希望自己的生长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要被任何外力扭曲”。

出了北大校园，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逄飞觉得人们失去了某种依附，漂浮不定。于是动意创办学堂，义务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先，他在各高校张贴广告，征集义工。报名者都是一些著名高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呼啦来了30多人。

但让这些“布道者”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满腔的热情，碰上的是软硬不同的“钉子”。

 “有些人怀疑你的动机，但更多的人怀疑你是来要钱。”逄飞淡然地说，“有些学校我去了20多次，才终于说动了人家。”

2001年2月，“一耽学堂”在成府小学、清华附小的经典启蒙诵读班同时开课。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读起了“人之初，性本善”。

尽管讲学内容大受欢迎，但3年多时间“一耽学堂”坚持一分钱不收。每个义工各自承担车费和路费。逄飞讲课落下了喉炎，连润喉片都是朋友们接济的。

 “学堂初期太艰难了，逄飞把家里给的娶媳妇的钱都用光了。”一个老义工回忆说。2002年的大年三十，逄飞召集义工们一起吃顿饺子过年，但吃过后每个人要平摊7元钱。

学堂偶尔也得到过一些零星捐助，可大部分捐助者本身就是在这里做义工的学生。

 “这书架和书，这孔子的画，这香案，还有米和锅，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朋友送来的。”逄飞像个洒脱的僧人，“连我身上穿的这些衣服都是朋友们送的。其实一个人活着，太简单了。”

他指了指桌上的手机，“这也是武夷山的一个和尚朋友送我的。”

在逄飞看来：“传统文化就像魂，摸不着，看不见。但没了，会让我们变得魂不守舍。”

而在逄飞的同学看来：“他做了我们应该做但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能力，甚至也想不到以这样一种好的方式去做的事情。”

逄飞曾在屋子边上种了些南瓜、油菜。有时请一些教授来给学堂的义工们讲学，他便送教授一个南瓜，教授们特别开心。季羡林曾为学堂题字：“天道酬勤”。但没多久，房东就占了那块地，盖了房子用来出租。

 “孔子说：‘安贫乐道’。可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不想这样。”这么多年，逄飞始终恪守着“一耽学堂”的行为准则：“做事第一，静默为主”。

上周六，北大小礼堂里举办了一场庆祝“一耽学堂”成立四周年的义演晚会。可容纳800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一个老义工流泪了：“没想到‘一耽学堂’能有今天。”

晚会的高潮是“一耽学堂”的全体义工合唱《让世界充满爱》。逄飞穿着灰色毛衣，站在义工行列里，毫不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