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间狭小破旧的棚子里，32岁的逄飞在努力使传统回归。两间房容纳了逄先生的私塾，他四年前创办一种旧式的私家学校，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

学校地处一个附属于北京大学的社区，名字叫“一耽学堂”，这个名称在另一个时代的汉语里表示以身实践的快乐。

所幸地是，实践本事就是回报，因为非政府文化机构运行经费拮据，勉强生存。

没有供暖，逄先生在学堂裹着厚重的棉大衣抵御冬寒。他这样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所为是值得的。

逄先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硕士。他始终关注伦理道德。

“我不是要用我的传统教法替代现代教育体系”，逄先生说，“旧式的私塾可以是当前教育体制的补充。”他说，道德因素在大陆以考试为导向的体制中“太弱了”，不能帮助人们应对国家的迅猛变化。

重温经典和它们所体现的传统价值，比如儒家言教中的尊重秩序、孝敬父母、中庸之道，是逄先生对社会伦理复位的回答。

四年了，从学校到公园到偏远乡村，这个教育组织举办了很多讲座，经典研读、处世之道、以及过去一个读书人应有的行为轨范。“已经有三十多万人听过我们的讲座”，逄先生说，演讲志愿者从大学生到教授。

中国的私塾授课体系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孔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学者和教育家。私塾在中国很普遍，直到1949年公立体系吸纳了绝大多数私立学校。私塾教授那些直到今天仍被人们认同的中华文化精髓——体现祖先智慧的文学经典，礼仪教化，文笔和书法。

钱逊，哲学家、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是逄先生学堂的一位志愿者。“我们在做的就是努力恢复和促进‘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传统文化”，钱教授说。

逄先生说他提供的是一种大众教育，不是精英训练；他在考虑把他的公益教育组织拓展到全国。

但是他踏上的路并不是坦途。虽然学校越来越接纳他们的讲座，可中国的新一代是否愿意接受这些古典内容还是有疑问的。于晓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老师，表示还是有些学生从讲座中获益。“但是很多学生觉得文化教育的复兴无关紧要，逄老师的讲座加重了他们本来就很沉重的负担”，于老师说。

日常运作经费也是个大问题。逄先生的朋友们给予经济和道义支持，才使学堂维持运行，但要传播开去还需要更多。“学堂运行，每月大概需要六千元”，他说，“我们只能维持现有规模，教育扩展、连锁经营，资金困难还很大。”

逄先生有理由为他的抱负感到乐观。困扰于暴力抗议和社会崩溃，大陆当局正在寻找加强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动力。

逄先生表示，这是个能够在更广阔舞台上施展的理念。“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怎样恭顺、怎样做个好公民（？），（也许？）能够帮助不同国家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