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俊

为了他所追求的“文化复兴”，逄飞已经进行了整整六年的努力。六年后的今天，他在学堂的工作总结里说的第一句话是，“六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基层教化”，而做的方法是：“文化＋公益＋青年。”

2007年3月17日晚7点，正是多数家庭在看新闻联播的时间，涿州市文昌祠社区一座普通的单元楼里，69岁的彭飞老人一边开着电视，一边搬出凳子和海报牌做的“黑板”。很快，同一社区的十几个小朋友陆续推门进来……房间里响起了朗朗书声：“不得而中行，必也狂狷夫……”

2006年10月29日，作为一耽学堂的首个连锁义塾，“文昌祠义塾”举行了正式挂牌仪式，而彭老先生则成为正式“塾师”。这也正式启动了一耽学堂全国社区连锁义塾项目的启动。

《论语》，义塾，塾师……这些古老的词汇不由让人们联想起当下流行的“读经热”、“国学推广”。但是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一见记者的面就强调：“我们不谈读经，也不说推广”。他更爱用的词是“文化复兴”和“普及”。在他看来，“文化”不仅意味着儒学，甚至不仅意味着传统文化，而“普及”则不同于“功利化、目的的、学术霸权立场”的“推广”，而是一种“基层教化”的概念。现在流行的许多“私塾”，在他看来只是培训班的性质，而不是真正的“教化”。他说，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看似每个人都没有什么信仰，但是在公共默契中存在一种共同的道义。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教育培育这种共同的社会氛围。目前中国最为需要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大众层面上的文化建设，其内容就是大众日常伦理道德建设。

为了他所追求的“文化复兴”，逄飞已经进行了整整六年的努力。六年后的今天，他在学堂的工作总结里说的第一句话是，“六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基层教化”，而做的方法是：“文化＋公益＋青年”。

文化：永远的现在进行时

2000年12月21日，贴在北大三角地的一张“招贤榜文”在众多的海报中并不特别显眼，但是其内容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目：

“一耽学堂，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普及汉语基础，推介中文思想。现面向文史哲等专业学养浓厚、术业专攻的博、硕士诚聘如下教席……”

贴出这张榜文的就是当时刚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逄飞。硕士毕业后他曾短暂执教于北京某民办大学，但是很快感到学校宣传的“传统文化教育”只是个骗钱的幌子，就毅然退了出来。在北大蔚秀园闭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他决定要做一笔“大买卖”——“做文化的事是用心换天下，是最大的无本买卖”，他回顾往事的时候这样说。

他把招贤榜文贴在了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社科院等处，很快招来了50多位博士、硕士。一耽学堂由此成立。学堂成立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在中小学讲授经典启蒙课程，2001年二月下旬，清华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小、成府路小学的经典启蒙读诵课程同时开课，此后陆续推广到北京的十几所中小学和众多社区，义工人数达到2500人，受众累计35万人次。学堂还陆续开展了高校晨读、人文小讲座、社区公益小组、社区义塾等活动，影响自学校而社会，自北京而全国。

学堂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复兴国学，我辈担当”，不过现在逄飞已经越来越多的使用“文化复兴”这个词。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国学”已经被许多热衷“请法、卖书、当师爷”的人变成了追求商业利益和文化霸权的代名词。他所理解的文化复兴，不是崇拜哪家哪派的经典，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历史主体觉悟后的生命复苏。这种文化，当然包括儒学等传统文化，但也同样包括其他的文化传统渊源。

学堂的小讲座曾经请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家钱理群教授来讲授“五四”文化。以研究和推崇鲁迅之名，退休以后则致力于乡土教育的钱老来到学堂之后，恭恭敬敬的给孔子像上了香。钱教授强调，几千年的旧传统和“五四”以来的新传统，都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渊源，逄飞对此表示“完全认同”。

为了更好的进行“教化”，一耽学堂一直在进行各种尝试。中小学的经典诵读是学堂最早进行的项目，也是影响最大的项目，但是现在逄飞已经考虑逐步退出这个领域，更代之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探索和语文教师师资培训。“‘十一五’教改提出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则是个很好的机遇。不过我觉得，在中小学直接开设经典课程效果未必是最好的。更好的是通过语文教育去进行。如果没有语感语境，传统文化在思想中出现，还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他对记者说。

除了这种体制内的教育外，全国连锁义塾项目将是社区文化教化的重要部门。“社区是最基层的文化活体，文化的深层活力在社区，在普通百姓的日常家庭生活与邻里关系之中。仅仅有学者的学说，那还不是文化，寻常百姓的生命伦理是文化的基础。”逄飞对记者说。他强调，义塾决不是要取代体制内教育。“国家的基础教育能让孩子和同龄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学习、进步，享受平等的教育，任何封闭的隔离式的教育都会对孩子带来不良后果，对此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感。”

“重要的是，文化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在活着的人及活着的人所做的事中存在着。文化是现在时，是进行时，是永远的现在进行时。那种从‘传统’、‘过去’缥缈传来的训导或者可以带来自我陶醉和满足，但是对真实的个体生命能带来什么呢？”这是逄飞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公益：用三分之一的力起三分之四的作用

德国《时代周报》的报道认为，这个叫逄飞的年轻人也许可能在“这间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的瓦房”里发动“一场新的文化革命”。但是逄飞本人则谦虚的说：自己只是一个“文化义工”。

前不久，在参加北京市志愿者条例起草咨询会的时候，逄飞提出应该区分“志愿者”和“义工”——前者是社会工作的概念，而后者是起到塑造文化心理的作用。在西方社会，政府、市场、教育、宗教等等的分工已经很明确，志愿者也是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而中国许多“志愿者”其实是在做“文化义工”的工作。在他看来，环保也好，艾滋病干预也好，既是解决某个具体社会问题，也是在塑造某种社会伦理，从而也就是在进行文化建设。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和西方的志愿者类似，但是因为他们那里的文化已经建设起来了，所以他们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做三分之一的事，而我们是用三分之一的力起三分之四的作用。”他对记者这样描述自己理解的“义工”。

“做事第一，静默为主”是逄飞给自己、给学堂定下的基本原则。“我的职务是总干事，干事就是干事情，总干事就是总在干事情。”他开玩笑地说。每天，逄飞就在位于北京大学西侧的承泽园里两处两开间的简陋平房里进行自己的工作——他是学堂目前唯一的全职干事。不过最近学堂里还是很热闹，因为纪念学堂成立六周年，学会举行了许多总结活动。学会在外地的许多公益小组也寄来了总结资料。逄飞特地拿出刚刚收到的茂名公益小组寄来的VCD给记者看。“他们的新春联欢会，一共只花了20元。”逄飞对记者介绍说。

作为茂名公益小组的负责人，柯兆铭在一年以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偶然在电视上看到的对一耽学堂的访谈触动了他心中的某丝沉弦。“我家在农村，小时候也接触过年长的私塾先生，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敬畏，但是后来慢慢的上学、工作，也就不接触这些东西了。在乙烯石化这边打工，业余生活总觉得缺点什么。看到那个（节目）后感觉就是找到了亲人，马上跑到广州去找他了。”他说。

在广州见到逄飞之后，他立刻回来组建了社区读经班。和多数小组利用周末开课不同，这里的论语课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都开课，不过时间不长，只有半个小时（六点到六点半）。

“这正是孩子放了学，家长还在做饭的时候，孩子们来上完课，正好回去吃饭。有家长说，不来上课，孩子也是疯玩去了，来学点做人的道理，挺好的。”柯兆铭介绍说。很快，经常听课的孩子从四个变成了四十个。很多家长也经常来旁听。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茂名公益小组已经有了两个活动点，柯兆铭也成了厂区的名人。不仅上课时间，平时家长们遇到教育孩子的问题，也会来请教他。

“其实，我自己在活动中受益最大。以前下班了也就是喝酒打牌，现在吃完饭就在家安静的看书、备课，人的性情也变了，所以我媳妇最支持我搞活动了。”他对记者这样说。

青年：但不仅是青年

“青年”是一耽学堂的又一定位。从开始到现在，学堂的主体是青年人，尤其是著名高校的学生。“复兴国学，我辈担当”，我辈者，青年也。

逄飞告诉记者：“青年是文化传承的接受者，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对文化的体认，学习、体认，而后普及。我们学堂的定位，并不把青年义工当作‘老师’，而是把基层教化的实践也当作自己的‘进学’。”

因此，学堂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组织了晨读活动。每天清晨，未名湖畔、清华园、人大林荫道，之乎者也的读书夹杂在ABC的声音中。学堂还不定期举办人文小讲座，邀请专家学者、有经验的博硕进行文化专题讲习。

但是学堂也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青年。随着学堂活动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老人加入了学堂的活动。比如，以老人为主的香山晨读也成为一项定期活动。最近学堂还组织了义工“拜老”活动，义工们登门拜访老学者、老干部等老人，从他们那儿学老传统，记“老话儿”。

而在连锁义塾项目中，招募义塾塾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年龄在55岁以上”。逄飞解释说：老人一般时间宽裕、没有经济压力，而且为人稳重成熟、有责任心、热心积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区里德高望重，可以言传身教。

被称为“中国现代义塾第一人”的彭飞老人可能不是一耽学堂义工中最年长的一位，但却无疑是最著名的“老义工”。曾任气象站长、组织部副部长、市政协常委的他，退休以后开始接触传统文化，很快就沉浸其中。2001年，他在报上看到一耽学堂的介绍，立刻跑到北京，在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在北大附近寻觅两天才找到逄飞，随后促膝长谈一夜。回到涿州后，他就在所住的社区贴出海报，义务讲授传统蒙学《三字经》。刚开始的时候，各种质疑甚至嘲讽纷至沓来，有怀疑其能力的，有认为是“老一套”的，甚至有人怀疑“哪有免费上课的好事，没准是骗子”。面对这些，老人默默地坚持了下来，自2001年7月到今天，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周六晚上，他都打开家里的们，让孩子们一个个安静的进来上课。而每个暑假，他则是每天晚上都拉出电线，在自家室外上课。开始，有些邻居觉得上课太吵，影响了自己，甚至到居委会投诉。有一天傍晚，到了露天上课的时间，孩子们都来了，但是忽然下起了大雨。因为找不到地方，彭飞决定在雨中照常上课。于是，社区的居民们看到，瓢泼大雨中，一个老人在小黑板前给孩子们讲课，而几十个孩子依偎在父母的雨伞下，朗朗读书声盖过了风雨声、雷声。那以后，再也没有居民去投诉了。当时在场的李晴小朋友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她笑着说：“读《论语》，结果淋了一场雨。”

为了办好这个义塾，彭飞老人付出的不仅是每天晚上的时间，为了备好课，他不仅大量阅读各种著作，还常到北京去参加一耽学堂的讲座。老人最近还看了于丹的《<论语>心得》，“她讲的挺好的，我也是讲自己的心得，讲的就没她好。不过我们的听众也不同，我讲的时候要随便得多。”他对记者说。

从“我辈担当”，到强调老人的作用，一耽学堂的“教化”正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