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1日,逄飞开始在北大等高校张贴“招贤榜”。
5年间组织千余高校学生传播传统文化,逄飞梦想将他的一耽学堂办成全国连锁。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1月15日下午,北京市西颐小学一年级(2)班传出稚嫩的《三字经》诵读声。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2001级本科生潘峰华作为授课教师站在了讲台前。
西颐小学教学处一名刘姓主任介绍,目前一年级、二年级全部6个班都开设了传统文化课,每周一次。授课者均为北京高校的在校生,他们均来自公益组织———一耽学堂。
“致力于学习、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盈利性民间公益组织。”2000年12月,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生逄飞等北京高校学生倡导成立一耽学堂。
该学堂先后在中小学、社区义务开展传统文化普及,走进了40多所中小学课堂,并正向社区、大学校园扩展。
学堂的做法已得到一些地方官员的认同,共青团广州市委正在筹建广州一耽学堂,团市委副书记折志林希望“能在广州克隆一个一耽学堂,弘扬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难入课堂
“小孩子学起来还可以,一开始要带着读,两周后就可以自己读了。”11月15日下午,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二年级研究生赵裕玮为西颐小学二年级(2)班学生讲授《弟子规》。
大约在开课的第二三周左右,7岁的方俊杰就问老师“冬则温,夏则清”是什么意思,班上另外一个学生举手“我知道”,然后主动讲解。“他还真知道”,赵裕玮说。
方俊杰15日下午也知道那句话的含义了,“冬天要关心父母问他们是否暖和,夏天要问他们是不是凉快。”
在小学,一耽学堂的授课以诵读为主,辅以讲解,在中学则开设专题课如文学史、思想史之类,主要是利用选修课时间。
“这些提高学生素质的课程,大学生们却没有一分钱课时费,真是很让我们感动。”西颐小学教学处刘主任说。
但即使是一分钱不要,逄飞在最开始联系小学时,其路程还是“碰上的各种钉子连接起来”的。
成府小学校长张重雪曾这样告诉记者:“这项活动对孩子有好处,没有增加他们的学习负担,看到这帮年轻人也执着,我们就同意了,刚开始是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但逄飞遇到更多的是质疑和嘲讽,“你是干什么的?”“想干什么?”
中关村的几所小学到现在都没有与他合作过,逄飞曾骑车近20公里到和平里,一所小学说可以考虑之后也没有了下文,有一所小学跑了20趟也没有合作成。
2001年春季,有9所中小学与一耽学堂进行了合作。但这学期合作的学校只有5所了,成府小学现在也不再合作了。校方解释,学校合并之后想再开课程需要中心学校批准。
“校方认为讲授传统文化课肯定是件好事,但现有体制下,学校无法排课进去。”
西颐小学教学处刘主任介绍,学校现在一二年级占用的是品德与生活课,高年级因为课程紧无法开设传统文化课。
三角地的“招贤榜”
“一耽学堂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面向文史哲等学养醇厚、义术专攻的博、硕士诚邀以下教席……”2000年底,逄飞在北大三角地摆放了他的“招贤榜”。此榜同时还被张贴在清华、北师大、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橱窗里。
当时就读于北师大哲学系的研究生王秀江在楼下看到了招贤榜,起初以为是勤工俭学活动,王秀江和几个同门与逄飞取得了联系。
逄飞到北师大与他们见面时说明授课是不收费的,要做义工,当时有几人便打消了授课念头,王秀江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兴趣,聊了几句后发现逄飞是个“有感染力、热情高、有追求”的人,便答应一起创办学堂。
2001年1月1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6所大学的30名硕士、博士如约来到北京大学三院107外哲所会议室。
这是一耽学堂成员的第一次聚会,在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没有固定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学堂成立了。
2001年8月17日,学堂租了办公地点,走出北大西门,穿过蔚秀园,承泽园内两间红墙灰瓦的平房就是学堂所在地,北大美学教授杨辛手书的“一耽学堂”牌匾挂在学堂门前。
逄飞1972年生于辽宁,2000年7月毕业于北大,取得哲学硕士学位。
16日上午,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逄飞,留着平头,戴着眼镜,高大的个头,说起话来干脆利落。
1996年从吉林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逄飞就到了北京,那时的想法就是想到北京讲学,像古人那样,师生同父子,相互切磋,研究学问。
他感觉实践这种模式“非学堂、书院莫属”,并引用朱熹的话说官学教育“师生相见,漠然如行略之人。”
2000年7月底,逄飞毕业后曾到民办大学当过老师。当年12月,他辞去工作,打算创办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一耽学堂。
逄飞说,“一耽”是他1994年之后的笔名,在古代汉语里,“一”为根本、本源之意,“耽”为大而垂肩,是一种充实、圆满的原始状态,引申为快乐、停留之意。
向社区和家庭延展
“将来我们的义工是要直接进入社区和家庭的,可以当免费家教。”逄飞说,对于中小学,今后要改善授课方式,可以免费帮他们培训师资。
“如果说我们只是传授传统文化知识,那不全面,我们其实是在做一项文化建设,更注重一种情感的培养,建立对生活的信心和自信,对人的心灵的净化。”
逄飞说,当初之所以选择传统文化为切口是这种东西说出去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2001年7月13日,学堂在清华社区进行了首次社区授课,先后在北大承泽园、朗润园、人民大学社区的老年学校讲授蒙学课程。
71岁的罗翠和退休前是北京交通大学附中的政治老师,1991年退休后住在北大承泽园内,现在每个星期日上午都准时听一耽学堂义工郝光明讲授《朱子治家格言》。
前年开始,她就接受一耽学堂的授课,当时是看到了学堂在承泽园内贴了一个普及传统文化的启事后报名参加的,先后学了《千字文》、《三字经》。
罗翠和与老同志一起学习时“越来越觉得古人说的很多话有道理”。比如古人提到如何教育子女,提到兄弟、妯娌间要讲和气,在当下社会就很有借鉴意义。
罗翠和讲了一个例子,有些老人有时会发点牢骚,说退休了还在家里带孙子、带外孙子,感觉自己就像个老保姆一样,特别以一个女儿在国外的退休老教师牢骚最多。
但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如何对待自己,对待生活,这个老教师的看法改变了,现在在家里很安心带外孙了,而且还很讲究教育孩子的方法。
她说这就像《三字经》里讲的一样:“人不学,不如物”嘛。
“人文日新,从青年起”
22岁的赵裕玮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女孩,喜爱传统文化,今年在朋友介绍下成了一耽学堂的义工。
以前知道《弟子规》,但她没有接触过,这次教授《弟子规》让她有了一个全面接触的机会,备课时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会上网或图书馆查阅资料。
“我们上课的收获肯定比听课要大。”赵裕玮笑着说。
逄飞估计,一耽学堂成立以来,在学堂授课的义工每学期都有旧人离开,又有新人加入,累计有1200到1500人。
刚开始做义工的主要是文史哲方向的硕士、博士,后来出身不同学科但对传统文化有兴趣的本科生也加入进来,并且也能从中受益。
逄飞认为,青年人在文化传承方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人文日新,从青年起”是逄飞坚持的信念。
为让学堂的文化建设面向更多的青年人,2004年3月29日,学堂开始组织北大、清华、人大三所学校的晨读活动,这学期的晨读在9所高校开展。
在北京大学设了畅春园、未名湖、万柳学生公寓三个晨读点,北大中文语言学方向二年级博士生汪笑苏是学堂义工,负责未名湖晨读点的召集工作。
每天早上6:50到7:30是固定的晨读时间,现在在汪笑苏那里登记的学生有50多人,每天的晨读人数是10多人,本学期读的是《论语》,汪笑苏计划每周读一篇达到熟读成诵的程度,一三五主读,二四六副读,晨读的形式有领读、齐读、轮读、唱和等形式。
汪笑苏说,读古文讲究语气舒缓、气息绵长,早晨时光,身处未名湖美景,面对朝阳,能起到涵养气质的效果。
全国连锁学堂的设想
今年6月,共青团广州市委副书记折志林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一耽学堂的报道,随后他到网上搜索了相关资料,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在广州拷贝一个一耽学堂的想法出现在了他的脑中。
折志林觉得在广州成立这样一个学堂至少有两点意义,一是传统文化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有很大的作用,另一个意义就是目前社会比较浮躁,通过弘扬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建设对人心会起到教化作用。
折志林派团市委学校部部长到北京实际考察后,逄飞也到广州与其进行了商谈,双方本月进入了实质性磋商阶段。
按照广州团市委的想法,“广州一耽学堂”将成为团市委主管的独立的民间法人组织,业务上受北京一耽学堂指导。
折志林说,团市委目前正在组织一些传统文化学者,教育战线官员、新闻媒体人员和企业界人士共同运作这件事情。
“我们团组织在各级各地都有网络,有了团组织的参与,今后工作开展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折志林说,现在团市委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先把学堂的框架定下来。
对于广州,逄飞也有他的想法:可能要比北京的起点高,不会走先进入中小学这条道路,有可能是起点时就面向社会。
11月份,逄飞在广州已经开始拜访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探讨广州一耽学堂筹建之事。
他的希望是今后能将学堂办成全国连锁的学堂。
渴望一个法律身份
目前,一耽学堂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全靠社会捐助支撑纸张、电话、邮寄等费用。“学堂创办之初,我们也怀疑到底能维持多久。”学堂的第一批义工王秀江5年后这样说,但学堂还是走过来了。
一耽学堂至今收到了30多万元社会捐款,逄飞说,“尚不能满足运转需要,学堂现在还在支撑着,并且这些捐款的收支情况是定期公开的。”
今年12月,一耽学堂将迎来5周年的生日,学堂计划在11月底举行义演活动,目前正在落实演出场地。
一个困扰至今的问题是,学堂至今没有注册,没有自己的银行账号,不能通过账户给付场地费用,逄飞目前已经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上北京青年志愿者协会,到时候将借用他们的账户给付费用。
从学堂成立之初,逄飞就在努力注册一个社团,好拥有合法的身份,但至今没有找到一个主管单位。
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主任李明利今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逄飞,了解了一耽学堂,之后就一直在积极为社团的注册问题奔走。
11月16日下午,李明利说,社团要到民政局注册,必须要找到一个主管部门。
他已经主动与北京市几个局联系,希望能作为学堂的主管部门,但不是说不对口,就是没回音。
至今,学堂只有方形的印拓,没有圆章,还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法律意义上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寻求一个法律身份是目前最要紧的,虽然资金缺乏、专职义工待遇无法提高这些也都是学堂的困难。”
逄飞说,他对这些还是比较乐观的,毕竟学堂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与广州团市委商谈之后,他的信心更足了。
曾有人问逄飞今后会不会再找一份工作,逄飞的回答是“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目前学堂的事太多,暂时走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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