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嘉

《北大人》杂志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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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五，北京成府小学四年级一班的学生都要比平时早50分钟到校，这对于正处在贪睡年龄的小孩子来说，本该是件头疼的事。可这个班的孩子们毫无怨言，因为这两天的早自习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摇头晃脑地读诵《三字经》。这种学习形式使孩子们感觉新奇有趣，在如同游戏般愉悦的情绪中，他们轻轻松松地便将《三字经》中的章节背诵了下来。这别开生面的早自习，是由一个叫作“一耽学堂”的民间公益组织义务完成的。

为了“播种”的理想

2000年12月，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逄飞辞去了工作，在北大承泽园17号租住了两间半平房，创办了一所致力于传播传统文化的公益性学堂——“一耽学堂”。新世纪的第一天，来自北大、清华等五大院校的博士、硕士30余人，聚集在北大三院一间临时借用的教室里，召开了第一次学堂会议。从此，这些为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理想而走到一起的年轻人，开始了这样一种艰苦的努力：他们希望像“播种”一般，将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生机勃勃的种子，撒入广阔的民间沃土，撒入民族文化承传的血脉当中。

如今，一耽学堂已经拥有了一支超过200人的“义工”队伍，他们全部由来自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硕士、本科学生组成，通过到中小学义务讲授典籍和举办讲座，力图使青少年学生了解、体会并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播种”的理想，不仅是一耽人创办学堂的初衷和动力，并且在学堂日后的发展运作中，成为伴随着他们战胜种种磨难的精神支柱。他们始终相信：每一个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年轻人，只要拿出一点时间，就能够播下很多极富生命力的种子。这些“种子”最初可能只是播撒在年龄很小的小学生或中学生里面，但也正是得益于这一点点滋润，他们可以朝气蓬勃地自我成长、自我发展。一耽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朴实的文化理念，通过与各中小学校合作，让高学历的义工们与小孩子打交道，让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首先由那些稚嫩然而纯净的声音朗朗读出。而一耽学堂的人文教育实践给予我们的启发也就在于此：文化的起点也许不应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它们恰恰应当落实在最实际的生活状况和需要之中，深深扎根于生生不息的民间大地之上。

让“童言无忌”敞开心扉

 一耽学堂在小学传授的内容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朱子家训》等蒙学读物，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中华文化重要元典和适量诗词；在中学则按“文化史”(如古代礼乐、科举、建筑、文字等)、“文学史”(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思想史”(如周易、老庄、兵法、太极等)三大类开设约50种专题讲座，总体勾勒出中华文化的全貌。它们的特色分别在于对“读、诵、背”和“讲、解、用”的不同侧重。

学堂的义工们并不从一开始就强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首先带着他们“摇头晃脑”地大声诵读。这也正是希望借助声音的抑扬顿挫、动静疾缓，将原汁原味的古典文化与浑然天成的童心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自由自在的诵读中，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这种新鲜自由的读解方式，让孩子们感到趣味无穷；本来最易枯燥的古典文化讲授，却获得了他们的真心欢迎。而从他们那些小脑瓜儿里冒出的精灵古怪的点子，也常常会给大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在诵读《三字经》时，有的小学生认为“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是“把责任全都推到了父母和老师的身上，其实我们自身也有缺陷。比如说吧，假如这个老师是非常好的，可你不愿意学，还是学不进去的……父母用心教育你，你不听也没办法。”还有的孩子甚至对“夫妇顺”提出了质疑，大胆地说：“古代妻子非得服从丈夫的命令，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文化本就不该是僵硬、表面、教条的东西，只有当我们打开心灵思考的自由空间，才能够真正走进文化的核心。

 将中华魂熔铸到民族下一代人的血脉

 一耽人坚信，文化事业绝非一个可以急功近利的过程，它的收获也远不是能够简单量化的。

对于人文的关怀势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传统文化的复兴注定只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累积得以实现。清华附小的一位老师曾经说：“夏天刚一来的时候我就听有些孩子在背《〈庄子〉一则》，他们背得非常起劲儿，相互比赛；有的家长不会背，他们还回去教给家长。就是这样，他们也成为传播古典文化的渠道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系的博士生张丰乾曾在中学里给学生们作过关于《庄子》的讲座，课后他遇到一个初二的学生，虽然已临近期中考试，那孩子却仍饶有兴致地拿着一本《老子本译》边等车边翻看。这些看似平淡的点滴小事正是一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收获。

    一耽学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种人文关怀的意识默默注入我们民族下一代人的血脉，使其薪火相传，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不仅得以延续，而且重获新生。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