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周刊》：大陆儒学复兴运动（2004.34期）

刘若南

当曲阜市市长江成亲口告诉孔德班，今年官方将会公开祭孔，这位孔子第77代嫡孙感到有些意外。“江成市长和我说今年要公祭，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了，要正正经经、规规矩矩举行公祭仪式。我当时很激动，说代表曲阜市13万孔氏族人敬市长一杯酒。”孔德班对《凤凰周刊》说。

9月28日，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日恰逢中秋节，建国后首次官方祭孔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曲阜市副市长袁炳新主持祭拜仪式，市长江成诵读祭文，市政府各部门官员集体祭拜了孔子。官方祭祀大典后，孔德班又率孔氏后裔在大成殿前举行了家祭。整个祭孔活动由开庙仪式、祭孔游行、舞乐表演三部分组成，共5000多人参加，场面隆重浩大。

今年是曲阜建国后第四次祭孔，此前三次均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主祭均为孔德班。“那三次既不是家祭，也不是社会自发祭孔，而是政府主导下的民间祭孔。”孔德班说，第一年，他穿着西服主持仪式；第二年，改穿长袍马褂，祭孔日益向传统复归。

孔德班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前，曲阜祭孔均为家祭，但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祭拜仪式。1949年后，“四十多年一直没再祭孔，官方不提倡，把孔子视为反动的对立面，民间不可能祭孔。”孔德班说。

从取消祭孔，到政府主导下的民间祭祀，再到官方公祭，这中间的转变耐人寻味。

大陆学者推动儿童读经和文化复古

10月20日下午2时，北京市西颐小学二年级一班，伏楫舟开始领学生诵读并讲解《三字经》。

西颐小学开国学课已经一年多了，在课堂上，学生们非常踊跃，常常会问诸如“孔子是在哪儿死的”之类的各种问题。佟泽恩同学喜欢国学课，因为喜欢“老师讲故事”，上课不认真听课的他也会背大段《三字经》。

伏楫舟是人民大学国土资源管理系二年级学生，义务来此教授学生读国学经典。他是一耽学堂800多在册“义工”中的一员。据一耽学堂的干事助理杨树新介绍，“真正做事”的义工有200多人，其中14人被学堂授予“蒙学塾师”称号。

一耽学堂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硕士逄飞于2001年创办的民间公益教育机构。逄飞住在北大承泽园的两间半平房内，他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发起文化大业、培育民族精神”，他信奉王凤仪先生所说的“道是行的，不行没有道;德是做的，不做没有德”，并以“做事第一，静默为主”作为一耽学堂的信条。

现在，学堂已经进入全国2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在小学和幼儿园诵读圣贤经典，在中学则讲授传统文化。自2001年5月始，学堂开办“人文日新，从青年起”的高校体认传统系列讲座50余场，讲解《孔孟之道与现代价值》、《儒学与人生》等题目。

一耽学堂只是近来渐呈风潮的“儿童读经”运动中各路倡导者中的一支。

2004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主持编撰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正式出版发行。该丛书的编者蒋庆，是大陆学界近年来提倡政治儒学最力者。蒋是法律专业出身，2001年提前退休后，他自费在贵阳龙场创建了阳明精舍，用以讲习儒学。

蒋庆将近代的反传统运动视为比秦始皇焚书更为糟糕的劫难。他说：“从1912年开始，国民政府把西方文化作为治国之本，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蒋庆的言说在中国学界引起很大争议，批判者有之，赞赏者有之。

很多人将蒋庆看做是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人，其实，蒋庆是在追随台湾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教授王财贵的主张。早在1994年，王财贵就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他倡导教育从读经开始，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经典。“读经”教育在台湾得到广泛的响应，后经南怀瑾、杨振宁等人的倡导和推动，海外多处华人社区均开展了儿童读经活动。

《深圳特区报》2004年2月报道称，台湾已有100多万儿童诵读经典，香港也有上万名少年儿童在学习中受益。据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万儿童先后投入其中，受其影响的成年人超过600万人。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赴中山大学演讲的华人世界著名学者杜维明说，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机构做了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杜维明表示：“如果现在再进行调查的话，答案可能有变化。”

大陆各界对传统文化各执一见

因为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如何对待孔子及儒学一直被认为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清末始，一些激进的学者开始尝试着将孔子推下神坛，“五四”时期，更有“打倒孔家店”主张风靡一时。20世纪，儒学在中国度过了前所未有的衰颓期。

时间过了一个世纪，在大陆年轻学者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仍具有针尖对麦芒的紧张冲突。前一段时间，针对儿童读经运动，中国学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认为，读经意味着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这种思想如果得势，我们就会有回到蒙昧之虞。而另一派的代表人物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则认为，那些反传统的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已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

以此次官方祭孔为例，一些人认为此举有缅怀先哲尊师重道的含义，但在一些对传统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祭孔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

此次曲阜市的官方祭孔，引发了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两种互相对立的声音。反对者如网友“长弓水”认为，孔丘对2500年前的文明做出巨大贡献，但对以后的整个历史产生极大的副作用，至今仍禁锢着人民的思想，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阻碍作用，给今人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实在不值得再去纪念。

赞成者如《南方都市报》在社论中称，新中国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传统仪式的重现，但在这种仪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份感情和热望。如果中国能以祭孔为契机，在当代国民心中掀起一股尊崇传统文化、体认中国思想的热潮，何尝不是民族的幸事？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景林则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他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文化和现实政治运作结合，容易变得不纯粹，从这个意义上讲，官方公祭乃至出面推广儒学，可能有问题。但公祭本身标志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态度，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儒家文化被积极纳入政统解读

大约100年前，邓实在一篇题为《国学讲习记》的文章中表示：“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在他看来，学与国是一种互相依附的关系，国亡自然无学，学无则国亦不存。这一命题的提出，实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20世纪初，晚清帝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戊戌变法流产再到八国联军入侵，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面对西潮的冲击，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置疑。虽然有康有为、邓实等人提出“保教”等主张，但更多的人认为“要我们保存国粹，先要国粹能保我们。”传统主流文化的优劣和整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被赋予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到了21世纪，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样被视为千年未有之变局。物质文明崛起，而道德式微。在各种“主义”、“思潮”漫天飞舞之际，人文精神的失落反而成为一种新千年症候。一些人因此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

西方制度的移植面临如何本土化的诘问。另有一些人因此力图汇通本土与西方的文化资源，以使中国的宪政民主实践符合中国的实际。

2004年7月，蒋庆邀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陈明、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康晓光等人，在他贵阳龙场的阳明精舍举办“会讲”，主题是“儒学的当代命运”。

这次会讲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亦称“龙场之会”。与会者陈明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已日趋明晰，这次碰头会议应视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首次公开亮相，意在使“保守主义”这一名词在社会上辐射开来。

两个月后，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五人发起签署《甲申文化宣言》，他们主张：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在对中国思想谱系的划分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常常被学界作为对立的两端。但在重新认识传统上，他们中的部分人却取得了某种一致性。例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刘军宁，主张儒家与自由主义对话。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甘阳，新近也在提倡文化的“复古”。他认为，成功的改革必然顾及到中国历史文化延续性。

康晓光认为，认识到传统的延续和不可割裂性，是民族成熟的标志。时常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最近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的概念。而夏勇、季卫东、许章润、汪丁丁、王人博、武树臣等法学与经济学界知识分子，也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给予了深深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活跃的年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范亚锋、刘海波、秋风、王怡等人提出“中道自由主义”，对传统重新思考。

学者秋风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下浮出水面，意义在于，它或许有助于实现观念市场上的均衡。我们的学者当然要研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和孟德斯鸠，研究希腊民主制度，英国普通法，美国司法审查，但他们似乎也应当研究周易、老子，研究周的制度和中国古典判例法，研究古代的社会自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改变对于传统的心态。

他认为，不需要人人都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更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或者可以向我们演示另一种可能性：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努力，并不妨碍我们同情、尊重和复兴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