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我看2005年可以称为“国学年”，因为发生了好多事情，都是围绕国学展开讨论和争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又如关于废除科举100年纪念和祭孔的争论。最近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老板班”和中国国学俱乐部正式开张的消息，看来国学正在热起来。

复兴国学还是独尊儒术

国学如果真能热起来，应该是好事，但重要的是它怎么个热法。我担心的是，看目前的一些苗头，它热得有点邪乎。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它邪乎着热下去，中国恢复儒家正统，甚至（如有些人希望和努力的那样）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二是目前有点邪乎的热劲持续不长久，目前的“国学热”终成昙花一现、过眼烟云，我们期望国学恢复正常地位的努力严重受挫，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不得不重新摸索，以图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

在我看来，现在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

所以，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复兴国学的运动长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一些复兴国学的人不但要“立”，而且要“破”，要追究上一世纪国学衰落的原因，但矛头所向不是外力的干预和压制，而是一个世纪前眼光向外学习和对内批判的知识分子，这就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赛先生、德先生”即科学、民主的清算，挑起了一场思想文化论争。这场争论固然有不少好处，可以在思想上、学术上探讨问题、明辨是非，但也遮蔽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些混乱，因为并不是所有，也不是多数努力恢复国学应有地位、从事文化建设的人都企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攻倒算。

我个人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争论下列问题：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解放人还是压抑人？儒学的总体内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积极作用大，还是负面作用大？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是不是五四新派人物和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引起的，这种批判是过头了，还是不够？不过，抱着对当今复兴国学潮流的同情性态度，我对国学热中的学人有如下提议：能不能暂时把上述“大问题”放一放，先集中精力把普及工作、补课工作做好，把基础打好？如果人们对儒学有较多的了解，他们自然能够判断它的价值，评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传统应该不应该，过分不过分。如果真是对儒学的价值和生命力笃信不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问题留待人们有了更充分的知识之后让他们自行判断呢，为什么要在知识基础尚不具备的时候急匆匆地把结论端出来要大家接受呢？如果一开始就使问题各持己见，使局面吵作一团，那岂不是不利于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文化建设？

谁在趁国学热打劫

坦率地说，我对目前国学热的种种现象中最不满的，就是那种超过追求和传授知识的倾向，那种大肆鼓噪和炒作的态度。孔老夫子有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现在在“热”中推涛作浪的许多人，却只是长于言辞而躲避埋头苦干，他们热中于发宣言、开会、搞对话录或访谈录，更有甚者，热中于搞什么“会讲”、“峰会”，为种种开张、庆典、忌日办红白喜事。这哪里像儒学弟子，简直是公关人员、推销员或电视节目主持人。

还有些在“国学热”中崭露头角、冲锋陷阵的人，动辄出口伤人，言辞之粗暴完全看不出曾经受过诗书礼义的熏染，与孔夫子“文质彬彬”的教导有一丝关联。

目前的“国学热”还露出商业化炒作和牟利的苗头，这也是令人不安的。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其成员多为企业老板，一年的学费为24000元，这就和古代圣贤教导的“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背道而驰。从成本计算，每月上一次课无论如何不应当是这种天价学费，那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从办学方来说，是在谋取不合理的、惊人的利益，从交费方来说，是用大把银子博得虚名。

至于最近成立，预计明年1月正式授课的“中国国学俱乐部”，则明显是趁国学热火而打劫，搞的是“文化搭台，利润挂帅”的俗套。此俱乐部扬言它的学员必须是企业家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开设的是专门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课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国学班，还是打着国学幌子的赚钱班，盗名窃誉班。它能援引什么国学资源，传授什么国学知识？难道是孔子的教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抑或“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对国学应开出两张清单

当然，以上说的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也许那只是河流表面上的浪花、泡沫，而河流本身拥有的深度和潜在的能量是不能用表面现象来说明和测度的。深入了解之后可以知道，与那种大肆炒作、事业还没有起步就闹得满城风雨的作风相反，更多的人正在从事不事声张、埋头苦干、辛苦耕耘、播撒种子的工作；与那种企图恢复“独尊儒术”局面的主张相反，更多的国学研究者以冷静、理性、平实的心态对待国学热。

早在十多年前第一轮国学热兴起的时候，国学大师汤用彤之后，同为著名国学研究者的汤一介就提出，要用批评、改造、面向未来的精神对待国学，他说：“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代作出贡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11月15日在北大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著名的儒学专家陈来对主张弘扬国学和批判性反思启蒙的学者提出一个睿智、有建设性的建议：应该开出两张清单，明确罗列传统思想文化中不应该赞成的东西，外来文化，西方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中应该赞成的东西；在此之后再来讲传统中的精华，外来文化中的糟粕，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前提，就可以避免许多误解。

我最为欣赏和钦佩的，是一批年轻学生在“一耽学堂”名号下从事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一耽学堂”成员以义工的方式在中小学、社区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他们自己也组织和坚持晨读，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不求名不求利，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不事张扬、平实低调的作风，他们面向民间、面向未来的考虑，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中优秀的一面，他们的身体力行表明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优秀遗产的继承人。

对于后面这样的观点、态度和做法，我不会提出任何质疑、批评，有的只是由衷的敬佩和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