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2009-06-08) 　陈福康

 

　　现在好像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究竟读过多少中国的古书，只要有点名气，就可以大谈“国学”。如名画家范曾先生，听说他最近就发表了不少谈国学的文章。

　　如4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上我就读到了范曾先生写的《国学刍议》一文(以下简称“范文”)。范文的观点见解是不是合理，以至一些文词、语法是不是通等等，这里都不说了，只说说文中提到的几本书吧。

 

　　范文提到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认为胡适所举的书太多了，说:“那么‘最高限度’，那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四库全书》也只到乾隆，就有八万卷，……所以，我们必须做的事是选择。古人也做过类似的选择工作，如《子史精华》、《史通削繁》之类，然而同样是帙卷浩繁，对当下的青年没有用途。”范先生这样说，显然是以为《子史精华》就是古人从历代子部、史部中“选择”出来的最重要的书了；而《史通削繁》，似乎就是史部的精选本了。

　　但《子史精华》并不是专门收子史诸书的丛书，而是康熙时官修的一部类书。它是将子书、史书中的一些成语典故、名言隽句等等分类编排，以备作诗文者采摭，或作“獭祭”之用的。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一般的供人阅读，不是范文所说的“读本”，而是一部工具书。而且，在中国历代众多类书中，它属于很小型的一种。虽然称有160卷，其实字数并不多。前些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过，只有上下两册。因此，决不是范先生说的“帙卷浩繁”。

　　至于范文说《史通削繁》“帙卷浩繁”，那更是大笑话了，因为它只有仅仅4卷。此书并不是史部的选本，而是清人纪昀对唐人刘知几《史通》的摘要。而《史通》也不是史部丛书，乃是一本史学论著。《史通》本身只有20卷(50来篇)而已，现在的排印本只是薄薄的一本，也决称不上什么“帙卷浩繁”。

　　我想，范先生对这两部古书大概都只是看到过书名，望文生义，连线装本或影印本甚至铅印本的样子都没看过吧？不然，怎么会说它们“同样”像大型丛书似的“帙卷浩繁”呢？

　　范先生又说:“先秦已有医术矣，经历代名医如汉张仲景《伤寒论》、唐王兵《黄帝内经素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著述出，其称中国‘医学’的条件始具备。”这里，“医术”是和“医学”对称的，亦即范先生认为我国汉代以前没有医学，只有医术。这且不说吧，但他竟然把《黄帝内经素问》说成是唐代的书，排在汉张仲景《伤寒论》之后，这也太令人惊奇了。《黄帝内经素问》可是人所周知的我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啊！如书名所示，古人传说是黄帝所作。这当然不足为信，实际应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一般认为约成于春秋战国。汉魏后传本多有，唐代王冰(范文误作王兵)的整理编次本，流传广泛。但王冰绝不是此书的著者。无论如何，是不能把它屈居于《伤寒论》之后的。张仲景的书的序文中，就写到自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范先生哪怕只要看过《伤寒论》的序，就不会这样乱说了吧。

　　范先生还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近代比较经典的选目中如章太炎之《国故论衡》、梁启超之《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李笠的《国学用书择要》中选其精中之精、要中之要……”然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是所谓“比较经典的选目”之书吗？那可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哲学的概论性的著作啊。全书分三卷，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又与“选目”何干？又，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所谓“比较经典的选目”之文吗？那可是一篇专门论述所谓“文献”和“德性”两大学问的研究方法的文章啊，又与“选目”何干？(梁启超的“选目”之文是有的，那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至于李笠的书名，该是叫《国学用书撰要》吧，而范先生却几次写作《国学用书择要》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名人和名言》一文中说的一句话:“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范曾先生之所以得名，主要是因为画画得好，字写得好。另外他还做了很多公益的善事。这些我们都是佩服的。至于要谈“国学”，我看至少还得多看几本后。而我们的一些报刊，请名人写文章，也应该选对领域。就像鲁迅说的，“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学院